外商的中国春节：把“家”搬到县级市 开启事业新版图******

　　(新春走基层)外商的中国春节：把“家”搬到县级市 开启事业新版图

　　中新网宁波2月1日电(记者 林波)忙着租赁厂房，忙着采购设备，忙着洽谈订单……“忙碌”是德西斯拉夫·迪米特罗夫·德斯波多夫(Desislav Dimitrov Despodov)在中国的真实写照。这个春节，他把“家”从北京搬到浙江宁波余姚，在当地的中国—中东欧国际产业合作园开启了事业新版图。

　　“抓紧时间让落地项目运行起来，以便进一步把设备投入安装和运营。”德西斯拉夫·迪米特罗夫·德斯波多夫来自保加利亚索菲亚，是当地生物可降解材料项目的创始人。

　　2023年1月初，由保加利亚外商独资的项目——宁波保加华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在余姚完成工商注册和银行开户，正式落地中国—中东欧国际产业合作园。

　　这是继匈牙利、波兰等国家之后，第四个在该园区落户的中东欧国家项目。

　　因为看好中国市场，2013年以来，他长期生活工作在中国。

　　“在北京已经居住了10年。”德西斯拉夫·迪米特罗夫·德斯波多夫表示，这10年来，他一直从事高分子材料聚合等方向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布局，希望开拓中国市场，将产品销往全球。

　　这次落地中国—中东欧国际产业合作园的项目，正是其深耕10年的生物基可降解材料项目。

　　“项目刚落地就迎来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原本应该轻松悠闲的春节假期，德西斯拉夫·迪米特罗夫·德斯波多夫却过得十分忙碌，为了加快项目投产，他果断把“家”从北京搬到了余姚。

　　从中国首都搬到县级市，德西斯拉夫·迪米特罗夫·德斯波多夫直言有过犹豫和担心，“但园区的服务，让我对这个陌生的城市有了亲切感。”

　　“全程代办、全程接送、全程翻译等，让我看到了这座城市的贴心之处。”德西斯拉夫·迪米特罗夫·德斯波多夫解释说，为了帮助他找到合适的房子，工作人员还带他看了好几个小区，让他在两天内就找到了满意的房子入住。

　　虽是县级市，但在他眼中，仍充满了发展动力。

　　其实，在中国生活的这些年，德西斯拉夫·迪米特罗夫·德斯波多夫也去过很多城市，在他看来，留住项目，优质服务只是一个方面，还需要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和经济基础。

　　通过考察，他了解到余姚享有“中国塑料城”的美誉，拥有目前中国最大的集塑料原料销售、塑料信息发布等于一体的专业生产市场，这也为其项目发展打下了产业基础。

　　“在余姚研发生产生物基可降解新材料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新的一年，德西斯拉夫·迪米特罗夫·德斯波多夫希望他的产品可以更好地与余姚的塑料产业达成合作，实现共赢。(完)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⑮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作者：辛翔飞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现阶段，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的根基性地位愈加凸显，但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对于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对主产区依存度显著升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粮食产销区域格局发生了重大历史性变化，主要特征是：主销区粮食自给水平显著降低，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需缺口持续加大，主产区成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主体支撑。以当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自给标准计算，1978-2021年主销区粮食自给率由93.57%降至19.91%，粮食产需缺口由297万吨增至11800万吨；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率由87.29%降至78.40%，粮食产需缺口由851万吨增至3200万吨；主产区粮食自给率由106.65%升至139.33%，商品粮调出数量由1280万吨增至15000万吨。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巨大的粮食产需缺口均高度依赖于主产区的生产供给。

　　主产区经济社会及粮食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

　　多年来，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对主产区发展的支持力度，但由于粮食生产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低，主产区大多数省份仍处于“粮食大省、经济穷省”的窘况之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在：一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1980-2020年，主产区GDP增长204.14倍，成就显著，但明显低于主销区286.66倍和产销平衡区234.96倍的GDP增幅。二是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偏慢。自1994年税收制度改革至2020年，主产区地方财政收入增长38.64倍，明显低于主销区48.49倍和产销平衡区42.20倍的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三是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偏弱。1994-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能力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均显著扩大。1994年主产区财政人均支出水平为269.3元，比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分别低337.0元和32.6元；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增长至13477.8元，但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分别扩大到4022.0元和2686.8元。四是粮食生产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功能弱化。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粮食生产发展在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2010年，主产区13个省份中有6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后，受国内外粮价倒挂冲击，粮食生产的增收作用减弱。2020年，主产区中仅有山东、辽宁、江苏三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吉林、河北等产粮大省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转变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五是人口吸引力偏弱。1980-2020年，主产区人口增长了29.01%，明显低于主销区103.20%和产销平衡区43.64%的人口增幅。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主产区人口的大量流出，劳动能力较强的中青年人口和男性人口占比下降，劳动力较弱的老龄人口和妇女留守人口占比增加。上述方面问题的存在，均不同程度影响着主产区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根基的稳固，亟须通过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以解决。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思路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应加强顶层设计，明晰政策目标，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加大补偿力度，完善补偿保障机制。

　　加强顶层设计。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涉及中央和地方、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生产和消费、市场与政府等方方面面，需坚持一体设计、统筹协调、综合推进，确保政令一致，防止顾此失彼或政策内耗。

　　明晰政策目标。从国家粮食安全利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利益和区域生态利益等多维度综合评估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贡献价值，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补偿与粮食根基巩固相适应的原则，确立明晰的政策目标和时限，力戒将“合理补偿”“尽快实现”类政策原则虚化为政策目标。

　　健全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机制。现阶段，仅靠中央财政难以实现让主产区种粮不吃亏、得实惠的目标，必须建立由中央和受益地区共同负责的补偿机制。在补偿总体目标确定下，明晰划分中央财政和受益地区各方应承担的补偿责任。对于中央财政所承担部分，由国家通过健全资金保障机制，确保补偿资金足额到位。同时，对存在粮食产需缺口的地区，由国家按受益规模确定补偿标准和统一归集补偿资金，按贡献度对主产区进行补偿。

　　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主产区粮食生产根基的巩固，以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状况的改变，既要靠利益补偿机制“输血”，也要靠其经济提速增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国家应在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同时，加大力度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一是支持主产区率先建成农业强省。鼓励主产区加强现代农业建设，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并利用粮食等农产品生产优势，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强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建设农业强国中走在前列。二是支持主产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鼓励主产区“弯道超车”，抢占新技术应用制高点，大力发展节地节水高效集约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后发优势。三是支持主产区提升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大对主产区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增强区域发展吸引力和竞争力。